亚冠广州队红牌开除球员背后 三九队规争议在哪

　　广州队球员关浩津“一夜成名”，成为热议焦点。

　　亚冠小组赛广州队0-5惨败给柔佛，关浩津脚踢对手头部吃到红牌，赛后，广州队宣布将他直接开除，原因是违反“三九队规”。

　　有人为关浩津喊冤，认为一张红牌就开除，过分了，广州队这是找借口裁人。也有人喊好，认为队规设定在先，违规了就开除，没问题。

　　那么这次风波，争议点到底在哪里？

　　先说关浩津这个动作，亚足联将其定义为“暴力行为”，直接红牌没有任何争议。

　　关浩津赛后发微博辩解说，“本意是奔着球解围，但被对方身体挡住没看到球的位置，一瞬间没能收住动作”。

　　这个辩解显然站不住脚，球当时在地上很远的地方，关浩津抬脚踢向空中，不存在解围球的可能性。这一脚，无论是出于平时踢球的不良习惯，还是一瞬间的情绪上头，定性为故意踢人动作，没什么可辩的。

　　其次说说广州队的“三九队规”。

　　2019年2月25日广州恒大颁布“三九队规”，其中的“九开除”，规定了9种可开除球员的情况。

　　对于“三九队规”，法律界人士当初就看法不一。

　　有人认为，队规设定了，球员也没有异议，就具有了约束力。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钱祎唯就曾表示：“相当于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或是员工手册，公司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制定相关约束的条款。”

　　但也有人认为，这队规存在问题，尤其是条款模糊，没有明确标准。

　　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的陈俊律师表示：“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是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所以不会容许用人单位在对劳动者进行纪律处分时可以予取予夺，用人单位在规章制度上没有明确的，视同没有规章制度，不能予以适用。恒大的《“三九”队规》通篇全是这种模糊化的语言，坦白说，到了仲裁庭和法庭上，和废纸没有两样。”

　　关浩津这次被开除，适用的队规，被认为是“九开除”中的7和8，即“严重损害公司品牌形象者”、“严重违背职业道德者”。

　　但确实存在解释模糊的问题。

　　用陈俊律师当初在微博中的话说：“什么样的行为算损害到公司品牌形象？什么样的行为算违背职业道德？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算得上严重，还是没有具体规定。”

　　“如果没有具体规定，那就是纯粹主观的判断，那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中，是不予以采纳的。”

　　这实际上也是关浩津因红牌被开除的争议所在。

　　换句话说，怎么算“严重损害”和“严重违背”，没有标准可循，只能靠主观判定，这就存在着操作争议的空间。

　　来看一个过往判例。

　　2019年中国杯，韦世豪从背后飞铲乌兹别克球员舒库罗夫，直接将对方的右脚铲断（踝骨骨折）。犯规后，韦世豪还冲对方说着什么，从口型可以看出他骂的是脏话。

　　这一次恶性犯规和粗口，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韦世豪遭遇千夫所指。

　　那么，韦世豪有没有违背职业道德？有没有损害恒大的形象？是否要根据“三九队规”开除？

　　最终，广州恒大对韦世豪的处罚是停赛一个月，之后正常归队。

　　如今开除关浩津，韦世豪的案例难免被拿出来进行对比，从造成的后果（对方骨折）、以及社会影响来说，韦世豪的风波显然大于关浩津，但处罚却轻得多，这难免给人留下“双标”的印象。

　　相比之下，广州恒大当初开除中超名将于汉超，争议相对就小一些，因为所用队规十分具体而清晰。

　　2020年，于汉超私改车牌，被广州公安确认违法（交通法），处以罚款并行政拘留。因此，恒大开除他，主要凭借的是队规9：“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者，开除”。

　　这条队规相对清晰，具备统一判定标准，前提认定也由第三方（公安机关）完成，因此开除决定出来后，争议并不大。

　　所以，事情的关键，还是“队规”的标准化问题，是法律法规制订与执行的合理性问题。

　　往大了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程度的问题，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

　　如果老板可以有无限的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可以利用规则的模糊空间来随意处置球员，那么，违背足球专业规律的荒唐事只会大行其道。

　　2014年，冯潇霆、李学鹏因为落选亚洲杯国足名单，被恒大各罚款20万人民币；

　　2019年，韦世豪、杨立瑜因为没有被里皮召入世预赛国足名单，被恒大停训停赛，各罚款30万，参加封闭学习班。

　　2019年亚洲杯，冯潇霆因为在国足比赛中出现失误，被恒大下放至预备队……

　　随意性、多变性、予取予夺……这也算是中国足球的一大特色吧。

　　当年的这些处罚理由与手段，放到如今的舆论氛围下，恐怕更会赢得一片喊好声。

　　球员倒霉遭殃，群众喜闻乐见。

　　但这背后，却缺少了一份对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思考。

　　（李普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