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吃不起药了？国发股份一年研发费仅5万块 营销费却花了3000万

　　科室会23470场、学术会5004场，平均每天要开79场会……这是今年8月，媒体所报道的一家药企的开会频率。这家药企在2020年1至9月，营业收入为24.87亿元，业务推广费却花了13.75亿元……

　　吃了这么多年药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医生会给你开这款药？而不是更便宜、疗效差不多的另一款？为什么在医院里买的药，有些比市面上便宜些，有些却贵了许多？

　　其实奥秘就在于药企们频率高到离谱的各种会议之中，本期《我不理解》，带你理解一下有些药为什么这么贵。

　　一、数据展示

　　药企的营销力度有多大？我和我的小伙伴翻遍了A股制药、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板块的304家上市公司的年报，统计出来了这样几组数据：

　　销售营收比TOP10中，前四名都超过了100%，换句话说这几家公司不仅把当年营收全部用于销售，甚至还“借钱”销售。另外，A股医药板块的平均销售费用是平均研发费用的995%，平均销售营收比为97%。这意味着，整个行业的销售费用近10倍于研发，他们几乎把所有的营业收入都用于了销售。“重销售、轻研发”在整个行业普遍存在。

　　举几个例子：

　　肿瘤治疗领域的创新药企业艾力斯，销售营收比竟有16432%。该公司2020年全年营收56万元，而差旅会议费、咨询及专业服务费、业务招待费却花了2417万元。

　　国发股份是研发营收比TOP10（倒序）中的第一名，2020年研发营收比低到了惊人的0.02%，仅有五万零一百块。艾力斯去年业务招待费花了475万元，也就是说艾力斯招待四天客户的钱，是国发股份一年的研发费。虽然研发投入少了点，销售可一点不含糊，国发股份2020年销售费用3003万，是研发费用的600倍！

　　和“轻研发”并存的是违规销售现象。再看几个例子：

　　今年4月，财政部处罚了19家违规销售的药企，其中包括有“医药一哥”之称的恒瑞医药。年报显示，恒瑞医药销售费用是研发投入的近两倍。2020年，恒瑞营销费用高达98亿元，差旅费就花了9亿元。

　　2021年1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徐旭仲收受药企140万元被判受贿罪，更早前的20年5月，丽水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雷某收受回扣及贿赂超三百万元同样被判刑。而这两起案件中的行贿人，就是恒瑞医药旗下的营销公司新晨医药。

　　开头提到某家药企平均每天要办79场会，你是不是觉得很夸张？恒瑞医药比他还要夸张！仅2019年一年，就组织院内会议1万场，药房培训5.7万场等，共计24万余场，平均每天要办650场。

　　二、原因何在？

　　药企为什么要花高额的营销费用，又怎么花的出去？我们从花钱的药企和收钱的医生两方面来看看。

　　首先，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是，中国药企一直处于低水平的竞争当中。2021年全球制药企业TOP50榜单中，中国药企排名最靠前的是第34位的云南白药。而这50强企业中，有15家美国企业，数量是中国的三倍。

　　企业实力上的差距直接导致研发投入上的巨大落后。据健康时报统计，20年中国药企研发投入前十名共计220亿元，约合34亿美元，而全球排第十的礼来20年在研发上就花了60.8亿美元，和第一名罗氏的130亿瑞士法郎更是差距巨大。

　　对药企来说，研发创新药是一条艰难而危险的道路。因《我不是药神》而大火的抗癌神药“格列卫”，其研发直接或间接造就了5位美国科学院院士、5位号称“美国诺贝尔奖”的Lasker临床医学研究奖得主和1位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得主，并烧掉了在上世纪看来堪称“巨款”的数千万美元。很多药企没能熬到产品上市，就死于资金链断裂。

　　同时，我国生物医学的科研实力也不足以支撑药企研发。在中国整体科研实力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医学论文却是造假重灾区。

　　2017 年4月，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施普林格出版社就以同行评议造假为由，撤回了《肿瘤生物学》杂志发表的 107 篇中国作者论文，涉及 524名中国医生。

　　对药企来说，没有足够的实力开发新药，想要扩大市场，只能走营销这条老路。而营销和研发相比毫无技术门槛，比的就是谁花钱大方、到位。

　　从医院的角度上来说，我国客观上存在医生待遇偏低的事实，出于将好医生留在公立医院的动机，医院也天然有动力“创收”。

　　比如，我国曾经长期存在“以药养医”的现象。为修正这种现象，国家先后推出了“药占比”、“合理用药”两个指标，并取消了医院加价卖药的权力。但医院同样“见招拆招”，指定患者去医院自己开的药店买药，既规避“药占比”的限制，又能继续赚取利润。

　　今年1月，无锡90后男孩张培爽发现自费五十多万为父亲治病的药物都在医保目录内，一气之下将无锡市人民医院告上法庭。他父亲的主治医师就多次开处方让他去医院一楼的康达药房拿药，这家康达药房正是该院出资举办的。

　　医生与医药代表合谋“吃回扣”，也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步长制药曾被曝出，每开出一盒“脑心通胶囊”，医生可拿到回扣3.5元。2020年，步长制药共开出脑心通胶囊1.5亿盒，那么步长制药在这款产品上花费了多少推广费？

　　这笔回扣是如何入账变成“合法支出”的呢，答案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开会”。被财政部处罚的19家药企中的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的罪名：虚开发票套取资金。

　　明眼人一看便知，每天要开600多场会议，一个企业的人力物力怎么可能负担得了呢？所以其中的很多会议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开会”只是一个幌子，借着开会的名义虚开发票，给医生的回扣就可以算作会议费用，名正言顺的入账了。

　　而这笔费用，药企绝不甘心自己承担，势必要用高药价让消费者买单。买药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天价药”层出不穷？这或许就是真相。

　　那么，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当然不是。去年11月，国家组织首次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集采，冠脉支架从均价1.3万元降到700多元。年初，一部讲述抗癌病人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夺走了无数观众的眼泪，同期国家医保更新目录，四种国产PD-1免疫疗法抗癌药全部进入医保，最高降价达80%。

　　今年两会，有代表建议对中药实行集中带量采购，而中药企业恰恰是整个行业中“重销售、轻研发”的代表。按照市值排名，中药龙头片仔癀销售费用6倍于研发、老二云南白药20倍、老三白云山7倍。

　　国家带量集中采购，省去了医药流通的中间环节，避免省市级经销商、营销公司、医药代理和医生的“层层盘剥”，这就是国家对“买药贵”这道题所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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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