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投资：黑天鹅现象与证实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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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黑天鹅现象与证实偏差（少数派投资）

　　来源：少数派投资

　　为了对预判进行验证，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按照既定的规则来构建模拟组合，并且对标加权的主流市场指数来评判组合的优劣。在有了多次入选组合的标的被“炸毁”的惨痛经历后，我接受了风险不能被规避，只能被分散和转移的观念。

　　进一步回顾整个过程，所有“炸毁”品种无一例外都是遭遇了入选时点之后的基本面变化，但未来又不是我们能够把控的，所以，筛选越频繁，遭遇的黑天鹅现象的机会也越多；另一方面，人总是倾向于持守投注已久的观点，反应始终落后于市场，这加剧了模拟结果的泥潭深陷。

　　这就好比我们在证券市场中永远是用后视镜去寻找未来的方向，翻车几乎是必然的。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与我们的思考模式相关，我所接受的教育，让我深信并坚持着：世界是可以认知的，不可知论是错误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屡屡遭受挫折以后，必然让你产生深深的怀疑，直到我接触了黑天鹅的思想。

　　观察、思考并解决问题是应该直面原始问题的本身，还是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思维路径？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似乎后者从来不在考虑之列。按照我们以往的习得，我们只会关注有明确定义的东西，并将它们分门别类，这称之为“柏拉图化”。分类总会造成复杂性的降低、事物的简化，正是我们坚持用条条框框之内的认知探索条条框框之外的世界，才会总是遭遇黑天鹅现象。

　　黑天鹅现象

　　“黑天鹅”是指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它通常的预期之外，过去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的可能性的证据。其次，它会产生极端影响。再次，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使它变得可解释和可预测。

　　黑天鹅的逻辑是，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事更有意义，因为许多黑天鹅事件正是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发生和加剧的。不管你知道什么，如果你的对手知道你知道，那你知道的就没有意义了。博弈中，你所知道的可能真的不重要。黑天鹅现象来自我们对意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无知，因为我们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当回事了。

　　生活正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累积结果，由于这些重大些事件对历史演变的影响力，不能预测意外事件就意味着不能预测历史的进程。但我们表现得就好像我们能够预测历史事件，更糟的是，我们以为能够改变历史进程。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看透历史。你看到了结果，但却看不到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幕后原因，而这些原因却恰恰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助推器。你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把握有片面性，是因为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以及整个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平均斯坦与极端斯坦

　　你有没有奇怪过，为什么那么多在校成绩好的人最后一事无成，而那些学业落后的人却在踏上社会后事业成功？这有些或许是出于运气，但学校知识的简化与反启蒙特性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学校与社会分别代表了平均斯坦与极端斯坦（“斯坦”即国度）。

　　理想的平均斯坦，特定事件的单独影响很小，只有群体影响才大。当样本量足够大时，任何个例都不会对整体产生重大影响。最大的观察值虽然令人吃惊，但对整体而言最终微不足道；在极端斯坦，个体能够对整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极端斯坦能够制造黑天鹅现象，少数事件已经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平均斯坦的数据中获得的知识随着信息供给的增加而迅速增加，在平均斯坦，叙述是有用的，对过去的调查是有意义的；而从极端斯坦数据中获得的知识增加得很慢，而且与数据的增加不成比例，有些数据非常极端，甚至达到未知的程度。在极端斯坦，事情是不会重复发生的。

　　在极端斯坦，我们受到单个事件、意外事件、未知事件和未预测到的事件的统治。大部分黑天鹅现象来自一种“过滤性”缺陷，也就是我们的认知将上述这些事件过滤了、把问题简化了。问题是：几乎所有社会问题都来自极端斯坦。不仅于此，由于社会变量是信息化的，而不是物理的，所以，这造成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困难。

　　证实偏差

　　在黑天鹅现象第一次发生之前是没有再前一次的。而我们总在事后错误地把对过去的一次天真观察当成某种确定的东西或者代表未来的东西，是我们无法把握黑天鹅现象的唯一原因。这就是证实偏差——一切认知偏差的根源。虽然证明行为在我们的习惯和传统智慧中根深蒂固，但它是一种危险的错误。

　　我们只关注从已观察到的事物中预先挑选出来的那部分，从它推及未观察到的部分；我们用那些符合我们对明显模式的偏好的故事欺骗自己；我们假装黑天鹅现象不存在；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一定是全部，历史把黑天鹅现象隐藏起来，使我们对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产生错误的观念，沉默的证据造成的认知扭曲；我们犯过滤性错误，只关注一些有明确定义的不确定性现象。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大脑的生物构造本身就是存在认知缺陷的。比如说：叙述行为来自对简化事物复杂性的生物需要。问题是：事物一旦简化并形成模式化，就会导致对可能性的错误估计，思维中可见的黑天鹅也将不复存在。

　　同样，寻找因果关系也是出于谋求降低复杂性。亚里士多德的“因为”不是为了把两件事联系起来，而是为了满足我们习惯寻找原因的潜藏弱点。人们习惯于认为一切事情都有确定的原因，并且把最明显的那一个当作最终解释。

　　人们天生喜欢故事，但用一种试图表现出因果关系的方式叙述。有人负责核实事实，却没有人负责核实真理。而当人们在叙述这些精确而生动的事件时又总是忽略那些看上去不扮演因果关系角色的部分，但事实上，对于特定的事实，总是存在逻辑上一致的多种解释和理论。

　　另一方面，故事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功能，情感是为线性的因果关系设计的，但是情感更接近于系统1，这也使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产生了错误的判断。避免叙述谬误的办法就是强调实验而非讲故事，强调体验而非历史。如果理解一个观念不得不借助于故事，那也要讲好故事。

　　波普尔最大的思想是关于世界根源的、无可挽回的、严格的不可预测性。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才需要否证论：我们是可以通过负面例子而不是正面证据接近真相！直接原因是很难找到的，对观察到的事实制定通用法则是具有误导性的，并非所有信息都有同等的重要性，启用否定性推理是因为它能够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确定信息，它远比曾经重复过、但又不确定的信息要强大得多。

　　认知从实践中来，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比如：当前是否是买入的机会？用传统证实方式是，采用最近12个月的动态PE估值以及其所在的历史分位值，如果PE值处于10%的低分位值，我们就可以说市场低估，有投资价值。不过，这样的证明确定性并不高，因为无论存续了多少年，这仅仅是一条历史样本路径，并不代表全部的可能性。

　　否证法中，转换下：当前我们能否从做空中获利呢？我们只要从历史的沪深300指数动态PE估值中找到任何一个反例，就能很确定这一判断并不成立。我们也就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了。